獨生子女一代開始“負重”
今年34歲的陳揚是頭頂著基本國策出生的，是“優生優育”的產物，是墻上標語“只生一個好”的那“一個”。
她享有父母全部的愛和投入，5歲學舞蹈，10歲學鋼琴，她在家庭的托舉下完成“向上流動”。
她一直是“優等生”，考上名牌大學、成家立業，順風順水，直到母親患上癌癥要手術，她才理解兩代人的“生門”。
像很多獨生子女一樣，她被護士從產房抱出來，迎接她的是七大姑八大姨，又一個中國家庭的“小皇帝”誕生了。而今，母親面臨著“生門”，陳揚沒有兄弟姐妹可商量，她一個人的決定都可能關乎母親的生命或是余生的生活質量。
陳揚們可能是政策意義上的唯一一代獨生子女，分散在約1.6億戶家庭里。
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實施獨生子女政策，很多人口學家在研究時把1976年作為“第一代獨生子女”的起點。若從那時算起，誕生于政策之下的獨生子女中，年齡最大的已過不惑之年。曾有學者估計，2015-2050年是中國大批獨生子女父母進入老年的關鍵時期。
如今，隨著獨生子女的父母陸續步入退休年齡，他們的養老問題，在人口學家和社會學家們調研、測算、呼吁了多年之后，終于開始隱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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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電話時，正是陳揚一周中工作最忙的時候。母親做了腸鏡，結果顯示是腸癌。聽到這個消息她出神了一兩分鐘，當即決定請假回家。所有的親戚給她打電話時幾乎都會哭，但她覺得還遠沒到要哭的時候。
收拾自己和女兒的行李時，陳揚開始在心里列日程表，需要請幾天假、帶母親去哪家醫院確診、回家要跟父母說什么話。“因為所有的事情只能自己一個人，所以沒有時間崩潰，腦子特別清晰。”
她曾在別人的故事里想象自己可能遇到這樣的事情，但是“那種想象跟真實發生的時候完全不一樣了”。“我們連倒班的人都沒有。”
在一個航空母艦式的醫院里，父母拿著單子根本不知道往哪走，她領著父母去不同診室，做各種檢查。
母親住院手術，她和父親陪床，白天姨媽過來替換父女倆。吃飯就是隨便在醫院門口對付一下。她那時覺得“獨生子女特可憐”，“你不可能什么都行，你不能什么都能做到。”
把母親接到北京治療后，她開始在家與醫院間“折返跑”：上午照顧女兒起床穿衣，然后去醫院陪母親，趕在晚高峰前開車回家。
晚上她哄女兒入睡。那段時間，兩歲多的女兒學會一句話：“媽媽洗手。”因為媽媽去醫院陪姥姥了，媽媽要洗手。
“我媽以前老跟我說，媽媽可能有的時候不能幫你太多，但至少可以做到不給你添負擔。你們以后孩子要管，老人要管，管不過來的。”陳揚說，“但那時我知道，這個日子提前來了。”
陳揚和丈夫都是獨生子女，他們的結合被學者稱為“雙獨家庭”。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志剛曾推算，2011-2060年間，城鄉中的雙獨婚姻占比約為10-35%，最高概率為34%，出現在2030年；單獨婚姻則基本處于40%-50%之間。
陳揚有同事也是“雙獨家庭”。結婚后，先是同事的婆婆因心臟問題住院，過了兩三年，公公查出患有癌癥，小兩口的假期幾乎都是在病榻旁度過。后來，母親又病了，夫妻倆輾轉1000多公里照顧雙方父母，攢下了厚厚一沓火車票——為了省錢、省時間，他們一般坐夜里的火車回家。同事解釋，“因為我們沒有別人可以依靠。”
3位老人病情基本穩定后，同事突發脊柱炎，醫學上的解釋是，免疫力下降導致炎癥暴發，并且集中在脊柱內。“早上醒來就像僵尸一樣，起不了床，也翻不了身”。照顧3位老人的這些年，同事生育的黃金時期悄悄流逝，最終和丈夫決定加入丁克一族。
生活里經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一個早晨，陳揚正在給女兒穿襪子，從丈夫口中得知婆婆昨夜咳血，一瞬間，“我整個人從脖子到腳后跟都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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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揚出生的前一年，美國《新聞周刊》刊登了標題為《一大群“小皇帝”》的文章。給中國這一代嬌生慣養的獨生子女戴上了“小皇帝”的帽子。
1986年，《中國作家》刊登了《中國的“小皇帝”》文章，文中稱獨生子女們“凌駕于家庭、父母及親屬之上”，“幾乎無一例外地患上了‘四二一’綜合征”。（“四二一”是指由4個老人，一對夫妻和一個孩子組成的家庭結構。）
接受采訪的80后都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證實了這一點，“小皇帝”“垮掉的一代”“無法承擔起歷史的重擔”等標簽幾乎伴隨80后獨生子女的出生與成長。同時他們認為“小皇帝”的生活離自己太遙遠，也從未把自己與媒體中的形象相聯系。
“我們家是普通工薪階層家庭，但是父母會在他們的能力范圍內給我最好的。”回望父母對自己的教育，陳揚認為父母沒有功利性的目標，只是希望更多地培養孩子的興趣。
1991年，陳揚5歲時，父母送她去省歌舞團學舞蹈，5年后她擁有了一臺德國進口鋼琴，小學畢業跟著老師飛到三亞去參加夏令營。父親還給她買過一輛6擋變速很酷的山地車，盡管她很少騎。陳揚的表妹很小開始學外語、學電子琴和國畫，“可能那一代父母已經很重視教育了”。
母親生病前，陳揚對“獨生子女”沒有概念。她的玩伴除了同學，還有表妹們，姥姥家曾是孩子們的游樂園和食堂。姥姥通常要做10口人的午飯。
與陳揚相反，另一位獨生女仍記得兒時的孤獨感。母親是“文革”后恢復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父親是遠洋船員，她從3歲開始被長期托管在幼兒園，每周只有1天回家。父母外出時她被反鎖在家，她喜歡趴在窗臺上看樓下的人。過年，一個人無聊地把成串的小鞭炮拆成一個個的，點著放。
她羨慕周圍有哥哥姐姐的小朋友，也會慷慨分享自己的東西以交到更多朋友。在她看來，這也影響了自己的成長和性格——不自信，很懂事，渴望友誼，習慣去取悅別人。成年后，她早早結婚，后來又離婚，她反思，輕率結婚是太渴望得到愛了。
20世紀初，一些教育家、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曾指出獨生子女存在某些個性弱點，比如膽小、謹慎、恐懼、不合群、孤僻、任性、嬌氣、利己、嫉妒、易怒、固執、心理不穩定、社會適應能力差、性格不健全，品質、道德落伍，這些缺點被稱之為“獨生子女綜合征”。南京大學特聘教授、獨生子女問題研究專家風笑天認為，如果沒有非獨生子女作為一種參考框架，我們就無法對獨生子女的發展狀況進行衡量和評價，學術界對這一問題沒有形成統一的答案。
“我爸說活著要‘向上’，‘向上’就是你一直去期待一個更好的，對自己的人生、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有一種昂揚開朗的精神狀態，然后就是要快樂，平安。”陳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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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獨生女蔡冉冉稱自己也一直接受“向上”的教育，而且更為具體。蔡冉冉的母親出生于上個世紀60年代，通過考進衛生學校而獲得在城里醫院工作的機會。
“她對于我的要求就是，進入大城市工作生活。”蔡冉冉延續著母親“一代要比一代好”的期待，她希望自己7歲的女兒將來能考進國內Top3的大學或者到國外讀書。
美籍華人學者馮文在1997-2002年訪問了大連的100多名獨生子女和他們的家庭，并寫成《唯一的希望》一書。她認為，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出發點，是要把更多資源集中在一個孩子身上，“提高人口素質”，這樣中國才能與第一世界國家競爭。
她認為，獨生子女對于精英身份的普遍渴盼導致了快速的“學歷通脹”和教育系統與就業市場上的激烈競爭。家長們將大量家庭資源用于對獨生子女的投資，盡可能使他們在向上的流動的競賽中占據優勢。
1997年，中國正式啟動“高校擴招”的政策，增加了80后進入大學的幾率。
一位接受采訪的80后獨生女表示，自己從小在學校的家屬大院長大，父親是教師，母親在事業單位工作。為了讓她長得更高，她每天飲食里有一斤牛奶兩個雞蛋，母親也“交過很多智商稅”，比如買過電視廣告中“能幫孩子長個子的鞋”。
母親對她管束嚴格。她要寫日記、周記、考試分析，過年回老家趕上下大雪，和小伙伴瘋玩兒后，她需要額外寫一篇關于雪的作文。
陳揚身上背負著一些原本屬于上代人的夢想。母親的理想是讀人大新聞系，考了兩年都沒能考上，最終放棄了。“所以她就會對我有一種去讀名校、去北京的期待。”陳揚坦承。
從5歲開始，陳揚的母親會讓她寫日記，而且每天都會檢查。陳揚讀書時理科很好，大學特別想選理工科，但是父親“很固執”，認為她有寫作的底子，讀文科至少是不會失敗的選擇，而且女生學理工科太苦了。
“別人家的孩子”也悄然從父母口中蹦出來。一位生于上世紀70年代末的獨生女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自己一生都籠罩在被比較的陰影里，總覺得自己不夠優秀。
“我媽整天拿別人家的孩子來比較，老說你看人家怎么怎么厲害。小時候，我學習也挺好，媽媽在外頭炫耀，可回家里，媽媽又嫌棄我‘秀’，讓我更加努力。”她說，“我一生都被這種東西籠罩著，我為什么工作這么拼，因為我根深蒂固地老覺得我不優秀，我要向這個世界不斷證明自己。”這種“內在的驅動力”讓她覺得痛苦。父親過世后，母親與她一同生活，每當母親要用同樣的“陳年句式”勉勵外孫女時，她都會立即阻攔。她給女兒講米歇爾·奧巴馬的故事，希望女兒“快樂、自信，尋找自己的優點，能特別勇敢地去做自己”。
她說：“我想我老了，女兒大了，她有她的生活，我一定要有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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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醫院與家之間“折返跑”，母親的生病也沖擊著陳揚的觀念。
將母親接到北京來看病后，接受多年精英教育的她做了以前從不屑于、也不會做的事。
她給主刀大夫送禮、送錢、發很長的情真意切的短信、每天給他們的微信運動點贊，只是希望他們不要忘記自己。家里酒柜上的酒已經快被她送空了。
“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想的都是我媽，沒有任何我送不出去的東西，或者是我不好意思說的話，我根本已經不在乎怎么求別人了。”陳揚說。
母親的病情不樂觀。一次會診后，醫生表示不太愿意收治。在醫生辦公室，陳揚一下子就哭出來了。“我說教授求你救救我媽吧。我一般是不會哭著求人的，但是那一刻，那是我唯一能抓住的希望。”
陳揚坦言，自己原本不想當官，也不渴望特別多的財富。只想活得獨立，帶一點審視的眼光。“我第一次認為，一個人想要自由自在地活著真的太難了。”
最近有一次跟朋友聊天時，她脫口而出，說自己“混得特別差”。
“我以前根本沒有這種感覺，甚至都不會用這種詞。有人很輕松就能讓父母享受最好的醫療條件，但我遠遠都達不到。”陳揚說。
母親的醫藥費，除去報銷的部分，陳揚負擔的也就兩三萬元。但母親已經給了她好幾次錢了，還給她買很多東西。母親也會假裝不經意地向陳揚丈夫透露，自己已經把錢給了女兒，不會讓年輕的小兩口負擔太多。
“我媽會說覺得特別對不起我這種話，你沒好好工作，也沒好好照顧孩子，還累成這樣，你看把你為難的。”陳揚有些后悔沒選一個能給自己更多回報的工作。或者即便選了現在這條路，也要比現在更努力，做得更好。她覺得“自己曾經所有的懶惰，所有對于享受生活的追求，都是一種浪費，在母親的生命面前，那些所謂的獨立批判、和而不同，變得有點滑稽”。
在同事眼里，陳揚身上有著“很叛逆”的一面，甚至有一點“故意反叛原生家庭”的意識。上大學時，陳揚把母親扔出來的破洞牛仔褲、骷髏圖案T恤，重新塞回行李箱。
“我對父母的依戀不僅僅是害怕失去，更是我應該做的事，是一種責任。我做不到就是我無能。”陳揚覺得自己一直“活得很自我”，“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原來是一個這么‘舊’的人”。
陳揚說，她曾經一直覺得自己是匹自由馳騁的野馬，現在發現“自己就是一個推糞球的屎殼郎”。
“我和我父母都是愛對方超過愛自己的人，我能接受自己受苦但是不能接受父母受苦。”另一位80后獨生女表示自己也是“舊”人，但她不確定這種情感牽掛是否與“獨生子女”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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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大部分通過“向上流動”進入大城市的第一代獨生子女，面臨著疊加起來的多個問題。
“錢”是繞不開的話題。在一個“雙獨家庭”中，夫妻雙方湊夠了婚房的首付，幾乎掏空了兩家老人的積蓄。現下，兩人每月要還1.6萬多元的房貸。他們只能寄希望生活里不出現任何意外，“抗風險能力太差了”。
蔡冉冉無疑是幸運的一個。她和丈夫積累了幾套“新一線城市”房產，這讓她多了很多安全感，也成為了這座城市里年輕的“中產”。她坦言，已有的房產中有的來源于雙方父母的贈予。
父親患上尿毒癥后，她花30萬元為父親買了家用透析機，騰出來一間屋子放上消毒燈等，成為家里的“無菌室”，滿足父親“不想去醫院”的要求。最近，她又買下醫院附近的一套房子，方便將來父母就醫。
另一位獨生女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她為母親買了一款每年保費30萬元的保險，可以讓母親入住一家高端養老社區。但母親不愿去，擔心被女兒拋棄。她承擔著母親全部的情感依賴。
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面前，她根本就抽不出更多的時間，母親的保姆、醫療費用，孩子上國際學校的學費等，還有公司里幾百號員工的生計，都要依靠她。
她不敢生病，也不敢想萬一病了該怎么辦，就連得個感冒都讓她覺得怕。體檢報告上，乳腺的結節、子宮里的肌瘤、甲狀腺的結節更是讓她不由自主地緊張。“我是我們這個團隊的天，同時又是我們家的天，我不能生病，不能倒下。”
在教育孩子上，她會警惕像母親一樣“沒有邊界的愛”，她給自己的晚年生活作了多種可能的規劃，唯一確定的是，“我絕不會像我媽這一代人，把自己一切寄托在孩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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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獨生子女的焦慮在父母生病那一刻被激活，李鑫的焦慮則來得更早一些。
1987年出生的李鑫是典型的“優等生”，考進清華大學前，他生活在安徽一座小城市，那時城市的核心區還沒有清華校園一半大。“你在往金字塔上面走著，后面越來越遠，家就在很遠的地方。”
大二那年，他患上了1型糖尿病，需要終身注射胰島素。母親聽到消息時，血壓直接沖到200。李鑫覺得對不起父母，心想如果家里還有一個孩子就好了。“我內心覺得，他們應該有一個健康的‘備份’”。
父親從安徽老家扛了一個小型電冰箱放到他的宿舍，母親每天打電話關心他一日三餐和血糖值。李鑫能感受到父母的焦慮，做好健康管理成了這個三口之家最重要的事。
李鑫的一位90后朋友沒有經歷過父母大病，自己也身體健康，但微信朋友圈里不時出現眾籌捐款的鏈接讓她感到恐懼。她怕死，她也不諱言這一點。跟男友一起走路時，她總要走遠離車道的一側，然后半開玩笑地對男友說：“你家有兩個孩子，如果你被車撞了，你爸媽還有你姐。可是如果我沒了，我爸媽什么都沒了。”
這位90后獨生女想努力賺錢，將來接父母到身邊生活。母親為了減輕她的心理壓力，嘲笑她“帶著父母一起生活是落后的小農思想”。
“我們這代人注定是要住養老院的。”母親顯得時髦而坦然。但如果女兒太久沒回家，她也會“扮可憐”向女兒撒嬌，說自己這里不得勁，那里也不舒服，提醒她抽空回趟家。
為了彌補陪不了父母的缺憾，她去外地出差時，總要給父母寄一些當地特產，父母收到女兒快遞的次數比見真人的次數頻繁得多。
“第一代獨生子女已成年，許多人的父母不到50歲就進入空巢期，他們平均要度過長達25年左右的空巢期。”風笑天表示。
去年，全國政協委員、南通大學校長施衛東呼吁，國家應出臺獨生子女護理假政策。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已有河南、福建、廣西、海南等10余省份出臺了“獨生子女護理假”相關規定，假期時間在10-20天不等。
在施衛東看來，獨生子女家庭曾經為國家人口政策的順利實施和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推行獨生子女護理假政策，體現了我國政府對獨生子女家庭的承諾和擔當，也是對獨生子女父母作出貢獻的一種補償。
陳揚還記得雙方父母的幾次見面，總是會提到將來要住養老院，花自己的退休金，對于孩子“只給愛不給負擔”。
她內心不能接受父母在養老院度過晚年，但如果養老院條件非常好，父母在那里很享受的情況下，她也會同意。
有關老年保障以及家庭養老的研究文獻中，常見的一條結論是，家庭養老依然是中國社會養老的主要形式，但是這種形式已經面臨嚴峻挑戰。只有一個孩子的現實，不僅常常導致獨生子女父母更早地步入并且更長時間地經歷著“空巢”的生活，且獨生子女家庭不具備中國家庭養老模式所具有的客觀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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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到大，李鑫有個習慣沒有變，和父母在一起時幾乎不做家務。一旦離開父母，他又變得非常獨立，房間、衣物弄得干凈整齊。“但有爸媽的時候就完全看不到任何活兒了。”
學者馮文在與獨生子女父母訪談時，對方告訴她，自己小時候不能把一切視為理所當然，因為他們必須與兄弟姐妹爭奪父母的青睞。獨生子女身份有免于做家務的更大自由，可能與父母寵溺自己的信念相關。
作為獨生子，李鑫從小便參與家庭事務，盡管他“只有參與權、建議權但沒有決策權”。小學5年級時，家里改善住房，父母會告訴他，房子多少錢，裝修要花多少錢。父母的收入和家庭存款他都一清二楚。
從大學三年級開始，李鑫覺得父母的視野和經歷已經不再能支撐自己的選擇。接觸了師兄、導師、一起踢球的校友、那些“高層次的人”，他的價值觀和事業心在改變，“離斯坦福很近，離家鄉很遠了。”
他在家中的地位也向“擁有決策權”轉變。面對職業選擇時，李鑫決定離開國企去創業公司，盡管父母“心里有一萬個不同意”，認為“鐵飯碗”更重要，但沒能攔住他。
在他看來，父母在小地方生活幾十年的經驗已經無法給孩子提供建議，自己早已不是聽從父母安排去上興趣班的孩子了。
現今，父母的積蓄在他眼中已顯得微薄，他幫父母做了理財規劃。他成了父母認知生長的窗口。上大學之前，李鑫父母對北京沒有太大的概念。他相信通過自己，父母對于清華或者對北京的熟悉程度，肯定會遠遠超過他身邊的人。
李鑫羨慕多子女家庭孩子陪伴著長大的經歷，但他又有很多“超出世界觀”的困惑。比如他搞不懂，為什么父輩的兄弟姐妹間會因很少一點錢吵得撕破臉，但遇到家里的大事又會團結一致。
“我覺得我們很少會為這點東西去撕破臉，尤其是親情。”他不知道這是否與成長在多子女家庭的經歷和環境有關。“不僅是農村地區，城市里爭房產這些事情少嗎？”
在這點上，他覺得自己可能屬于“孤立在中間的角色”。既看不懂父輩之間的爭奪，更不想看到自己孩子有類似的行為。
母親生病后，陳揚觀察到，母親對親姐妹的信任和依賴值有時遠高于自己。她向母親解釋很多次“化療前的這個藥是提升免疫力、保護細胞的”，母親沒有聽進去。但是姨媽只給她講了一次，母親不僅聽得特別仔細，還對陳揚進行“掃盲”。
“那就是姐妹倆，你知道嗎？那是特別強大、堅不可摧的感情。”陳揚說。
8
過去幾十年間，中國的平均家庭戶規模從1953年的4.33人縮減為2011年的3.03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由20世紀50年代的20‰以上降至2011年的4.79‰。
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施行，持續多年的“獨生子女時代”宣告終止。
在李鑫看來，社會老齡化太快了，“我覺得有責任和有義務，至少要兩個孩子”。
早在四五年前，蔡冉冉的母親便建議她趁早“生二胎”。母親提出，如果第二個孩子出生，自己可以在55歲退休，繼續幫她帶孩子。蔡冉冉和丈夫同意了，但是二孩遲遲沒有到來。
生育行為與生育意愿間總有差別。數據顯示，二孩政策并沒有扭轉新生兒“跌跌不休”的局面。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據，2019年全國出生人口比2018年減少58萬，這是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來，我國出生人口連續3年下降。
有學者在研究中指出，“雙獨夫婦”的二胎生育意愿大約只在30%-40%。
“我現在一心在工作上，就為了將來能有條件讓我女兒在競爭中有優勢。”蔡冉冉說，和自己同層次的大學同學都在鉚足勁工作，她們達成的一致看法是，“自己這個層次的人”的孩子將來才是激烈競爭中的主力軍——太次的沒資格，太好的有“金湯匙”。
蔡冉冉的女兒在一所公立幼兒園，每月1000元。女兒現在讀的“幼升小銜接班”和興趣班每月要8000多元。她看中的一所私立小學，“入門費”要30萬元。二孩對她來說越來越不那么重要了，更像是名利雙收后的“錦上添花”。
陳揚在尋醫問藥和照顧母親時感到了孤獨。“如果不考慮養孩子的成本，我愿意再生10個”。但現下考慮撫養孩子的物質成本和付出的心力，她覺得只有一個孩子就夠了。
很多獨生子長大后才知道自己這代獨生子女的“出廠設置”是“國家設定的現代化先鋒”。有人說，希望能實現父母的培養心愿——“做個對社會、對國家有用的人”，但也希望能擔起對家庭的責任。
“先是眼前的茍且，才有詩和遠方。”這是母親生病后，陳揚認可的另一個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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